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

其二，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在快速提高，近年来新的金融中介和随之而来的金融产品大量涌现，债券市场也有很大扩容。其三，出于对贬值和资本外逃的担心，资本项目可能呈现支持资本流入，顾及资本流出的管制格局，对人民币强势地位形成保护。

8.13的发言表明宏观管理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有限。不奢谈成功的改革政策，至少是避免严重的政策倒退。如果逆市场化的各种干预措施频繁出台，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和生产率下降在所难免。近期内外债去杠杆逐渐由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下降的资金弥补以后，企业部门的货币错配情况得以纠正，跨境资本流动会向常态靠拢。人民币的牌面不差，但能不能把强势货币的潜力落到实处，还要看广义的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市场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迥异。但是到了8月13日，货币当局出面表示3%的汇率波动就已经让人民币贴近了合理均衡汇率水平，随后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汇率。英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为即将出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

中国的皇帝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于1430 年禁止了海上航行。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因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

迪顿：对外援助真的有用吗？ 人文经济学会介绍，迪顿认为政府无效是贫困主要原因。同样更为常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会导致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满足需求。

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篇文章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逃离苦难是人之天性，但是这种欲求却经常无法实现。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称：要设计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

迪顿：如何逃离不平等？ 《华尔街见闻》网站介绍，两年前，迪顿出版了一本名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的书。只要我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 随机对照试验的所有洞察都将是肤浅的。安格斯·迪顿，出生于1945年10月19日，微观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这篇文章中，两位研究者以柯布-道格拉斯、斯通和高曼的传统为基础，引入了一个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该系统是根据需求理论推导出来的，可以用来描述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估计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费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价格下对农产品的需求量。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在迪顿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今天发展经济学已经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实验学科了。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文/金邵鹏） 发展中国家怎么判断贫困？怎么衡量经济水平？ 据果壳网的介绍，近年来，迪顿的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迪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看看当一家人有了孩子之后，成年人才有的那些消费（比如成人衣物、烟草、酒精）降低了多少，是有儿子降的多还是有女儿降的多。《纽约时报》对此书做出以下书评： 普林斯顿大学广受尊敬的教授迪顿不涩于指出当今世界的问题——无论这是问题是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还是中国和美国的健康问题，或是非洲的艾滋病问题。以上，便是迪顿所专注的微观发展经济学。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怪圈，只是一条线：穷导致吃不饱，但并不是吃不饱导致穷。文章内容如下：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比如，识字能力的普及是因为新教徒必须读《圣经》。如何协调个人数据和家庭数据的差异。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比如，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研究了一个国家可能陷入的贫困怪圈：低收入的人吃不饱，就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收入始终上不去。

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等等。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

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提出了更有效的数据采集方式。

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9）。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

其实只要推广廉价的抗生素，就能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仅靠市场够吗？ 现代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射了各种免疫针，这是作为前提接受的，我们并没选择过，换言之，我们得到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因为有政府保障，而不是因为有市场。（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2014年入选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15年4月入选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他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Society's Frisch Medal）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获得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迪顿发表若干论文，证明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二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学术界对中国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包括中国家庭储蓄高居不下的原因的研究，因为微观数据的欠缺，严重不足。20 世纪70 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中被发现。

比如疟疾已经使人类遭遇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案。尽管这些药物还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们已经大大延长了被感染者的寿命。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对此，迪顿似乎不以为然。